2017年，燕京理工学院举办了第一届校园外语戏剧节，作为首届戏剧节演出剧目，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搬上了舞台，面向全校公演，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该剧此次演在原剧基础上进行了改编，体现了校园戏剧所特有的活力与独特风貌，其中对茶文化的学习与运用展现了学生们对东西方跨文化新的理解与认识，以及该校师生所具有的探索与实践创新精神。

1 茶文化与校园剧本改编及舞台实践的联结

中国是茶的故乡，也是茶文化的发祥地，中国茶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及丰富的底蕴闻名于世。在《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历史回顾与思考》一文中，作者指出在商代人们就已将茶视为珍物，并将其作为贡品及重要的商品流传于中国及世界各地。唐朝时期，陆羽的《茶经》问世，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将日常国人普通的茶事升格为文人雅士一种美妙的文化行为；如今，茶不仅是属于中国的文化符号，也应当经过人们的创新实践传播到世界各地，树立新时代新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传播标志。

《玩偶之家》讲述的是19世纪挪威中产阶级女主人公娜拉为救丈夫海尔茂性命而借债伪造签名，犯了伪造字据罪；若干年后债权人讨债威胁娜拉，银行家的丈夫却因担心自己职位受损而怒骂娜拉，当得知威胁解除后，又欲与娜拉重归于好，而娜拉则认识到自己在家庭中如“玩偶”般的地位，最终断然出走。在燕京理工学院学生们改编的《玩偶之家》中，茶如同中国传统戏曲中玉佩，香囊等定情信物，对该剧剧情发展与反转有着重要推动作用；如娜拉早期对茶的理解如同她对婚姻的理解一样，是混淆也是极为单纯与肤浅的；后期经过茶文化的系统学习，不仅加深了对茶文化的理解，也逐渐觉醒其女性独立意识，为该剧末尾娜拉在舞台上“砰！”的甩门离开埋下伏笔，开启了演创人员以及观众们对女权与女性社会地位的再思考。

该剧创作于1879年，19世纪欧洲男女不平等现象依然严重，甚至在法律条款中明确存在着对妇女的严重歧视；婚姻家庭生活中，海尔茂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娜拉则是受丈夫掌控的“玩偶”。易卜生在剧中结尾让娜拉选择离家出走，在当时的欧洲引起轩然大波，以至于很多保守卫道士纷纷要求剧作家修改剧本。而这在当时具有极具革命意义的“出走”，今日看起来却多少有些“平淡”。因为今日大学生，多半成长于20世纪90年末期，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以及教育的进步以及影视作品的大力传播等，独立，自主，勇敢的新女性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大多数学生们对娜拉的出走表示了理解和赞同。但如何以戏剧的形式既彰显该剧的“女性独立的宣言书”、“妇女解放的启蒙书”之地位，又能与当下时代产生自然而深刻的联系，唤起新时代下大学生的共鸣，是学生们此番创作的重点与难点。

考虑到观众对该剧的理解与接受，出演该剧的学生们经过跨文化与戏剧知识的学习与再创作，将故事背景设定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海尔茂是一位有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的“海归”银行家，而娜拉则是他的外国妻子，二人在留学期间相遇相知，婚后一同回到中国工作生活。在此次公演的版本中，夫妇二人的生活体现了浓郁的中西方跨文化的融合与碰撞，舞台背景是具有中西合璧特色的客厅；舞台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圆桌，上面摆有茶杯，茶壶，茶叶罐等器具，舞台的两侧则挂着写有茶联“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的书法及西方油画，展现了一幅东西方融合的家庭生活图景。

为了凸显娜拉对丈夫的深爱以及与后期海尔茂自私冷漠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此番校园公演将剧情改编成海尔茂在留学期间身染重病，思念家乡，娜拉借钱买药救治海尔茂；还想尽一切办法，为海尔茂寻找中国茶叶，抚慰丈夫的思乡之情。回到北平之后，娜拉积极融入中国社会，以极大的热情学习中国茶道及相关文化知识；剧中娜拉多次向海尔茂展示自己学习的茶知识，带给他不断的惊喜与赞叹，海尔茂曾亲切地称呼她为“小鸟儿”、“小松鼠”和“乱花钱的孩子”、“不懂事的孩子”等与后文得知真相时痛斥她是一个“爱撒谎的人”、“伪君子”，是个“下贱女人”、“犯法的人”，形成鲜明对比。海尔茂每天下班后，细心体贴的娜拉都会为海尔茂泡上一杯热茶，舞台上夫妇二人品着茶，讲述着一天中发生的见闻；茶不仅是该剧中的一件道具，也体现着娜拉对丈夫海尔茂的深情，对婚姻的美好憧憬，也为后来情节的曲折发展与高潮的呈现起着重要的铺垫作用，与随后剧情的反转形成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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