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改革成为我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鲜明主题。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国家经济建设卓有成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相比之下，社会建设起步较晚，“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1]社会领域的矛盾不断积累、冲突日益频繁，已经阻滞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地运行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就社会领域的改革方略进行了系统论述，阐明了改什么、如何改等重大战略性问题，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好社会”确立了根本指针。从多个维度建构和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体制改革思想对凝聚全体人民的改革共识，增强全体人民的社会认同、国家认同和政党认同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之维

回望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实践检验并已充分证明，改革是破除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体制障碍，推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引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时俱进和自我完善的根本路径。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和重要环节，必须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予以缜密谋划。社会体制改革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利益格局进行整体性协调、平衡和优化的复杂过程，事关全体公民社会权利的再分配，是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国家“十四五”规划开局之际，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继续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公平，凝聚社会力量，抵御和防范各种社会风险，以确保社会环境安定团结等都有赖于继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因此，谋划社会体制改革必须具有高超的战略思维。在世界格局进入大动荡大变革大调整的非常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风险挑战凸显期、社会矛盾多发期，思考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问题是我们党在新时代应对国际国内各种重大挑战、抵御发展前进中的潜在风险、克服深化改革的社会阻力和团结人民自强复兴的时代课题。

社会体制改革应从以下战略角度加以思虑。首先，应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出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一体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性布局，社会建设是联动链条上不可缺失的关键一环。离开科学高效的社会体制改革，高质量的社会建设便无法实现。一方面，社会体制改革可以解除旧制度的捆绑束缚，释放出改进社会建设的活力；另一方面，社会体制改革是一个制度探索和创新的重建过程，可以为社会建设提供新的运行轨道。所以，社会体制改革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来筹划。其次，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在新时代的治国理政方略，“四个全面”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离不开以社会体制改革为杠杆的社会综合治理。亨廷顿认为，在社会治理层面上，“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2]在此次全球新冠疫情防控中显现的民众情绪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放眼西方社会，民众抵抗防疫措施所引起的混乱和骚动一度导致疫情失控，究其根源，与其说是民众有崇尚自由的习惯，倒不如说是因资本主义社会长期的阶级分化导致的阶级矛盾爆发。而在我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当前，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很突出、处理起来很棘手的问题，而其中大量问题是由利益问题而引起的”[3]。显然，破除利益藩篱，平衡社会利益关系，需要继续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实现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动态调节和公平配置，确保“四个全面”布局的社会环境和谐稳定。再次，从提升大国治理能力的高度出发。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社会关系调适的过程延续。改革前，中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总体性”的特征，即国家通过一系列制度设施，如单位制、人民公社制度、户籍制与配给制度等垄断稀缺资源的供给，严格控制着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改革后，总体“大社会”各领域的制度框架开始松动，其中经济体制改革又先行一步，产生了自由流动的资源与人们自由活动的空间，激发了民众追求财富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成就了40年的经济奇迹。但是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与社会成员生活水平密切相关的，“五位一体格局”之中“小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和重建却未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城乡二元结构与户籍制度所造成的社会裂缝至今难以弥合，影响着社会成员的公民身份认同，成为隐含社会不满的一块病灶，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继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着力破解致使民众社会权益失衡的制度困境。此外，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内涵也要求社会体制改革的持续跟进。治理现代化要求通过公共权力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运行，决定了社会资源和机会的分配必须遵循法治逻辑，以追求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通过制度运行增强民众的获得感和公平感。社会体制改革首要的任务就在于制度供给，构建一套完善的、能够体现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所以培育强大的市民社会阶层也就成为社会体制改革的一大旨趣，因为市民社会阶层习惯于经济平等的思维方式，重视契约性关系，并遵循法治和民主自治原则，其秉持的价值判断与现代治理理念相契合。总之，只有社会运转现代化，国家治理才能现代化。最后，从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出发。合法性事关我们党能否长期执政的问题。诚如达尔所述，一个政府，只要其治下的人民相信其结构、程序、法案、决定、政策、官员或领袖具有“正确”、适当或道德上的善这类品质，就可以被说成是“合法的”[4]。所以厚植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必须得让社会成员在制度运行中公平地获取利益。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当资源在社会等级间分布呈现不连续性或不平等程度很高时，社会民众更有可能否定政治权威的合法性[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6]。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 网址: http://www.sxjyyj.cn/qikandaodu/2021/0707/85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