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将唯一一部著作奖授予《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反映我国经济学界对于将经济学原理的技术分析同哲学分析有机结合之研究范式的充分肯定。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本是同源。只是在“边际革命”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追求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经济学的“去伦理化”模式。针对20世纪新古典经济学日益严峻的“伦理贫困化”问题，西方经济学内外兴起了一股旨在“重建经济学伦理之维”的理论浪潮。这也是获奖著作的研究者率先在国内展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的重要动因之一。西方经济伦理思想在不同的文明时态和形态下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并不具有何为最优的唯一性，但对市场经济转型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西方经济伦理 边际革命 福利经济学 阿马蒂亚·森

作者:乔洪武，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武汉 )。

今年恰逢1984年第一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发35周年和1949年12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70周年。借此机会，我首先向会议主办方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会议承办方中国人民大学表示衷心的祝贺!其次，我还要对教育部社会科学司表示感谢，因为正是他们的批准，我们的获奖著作《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当初才得以立项，并成为教育部2010年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招标项目。此次获奖的著作，正是该重大项目的最终成果，2017年结项鉴定被评为优秀。第三，我还要对推荐这套著作参评第18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我工作的机构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表示感谢!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和本届评奖的所有评委，正是你们科学、公正的评价，才使我们在82部参评著作中最终获此殊荣!

借此机会，与各位来宾分享我的研究心得和获奖体会。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颁发35年来，此次将唯一一部著作奖授予《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这当然是对我们的莫大鼓励，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学界对于将经济学原理的技术分析同哲学分析有机结合之研究范式的充分肯定。美国经济学家彼特·鲍特克曾说，没有历史、政治、文化和道德的经济学会陷入干巴巴的技术分析风险。但是，没有以厂商理论为基础、只是基于逻辑推演和事实的政治经济学，也会陷入只有纯粹的观点和理想的风险。经济学原理和政治经济学原理可以连接起来，用来探索科学的、世界性的哲理。经济哲理中包含着经济伦理思想。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指出:“有些人认为经济学家应该坚持自己的原则，道德的讨论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我们应当牢记亚当·斯密是一名道德哲学教授。经济学的准则是关注如何分配资源以及这种分配方式对他人的影响。任何影响他人的行为都毫无疑问地应该归为道德范畴。”

经济学与哲学伦理学这两大学科本是同源的。只是在“边际革命”之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标榜自己“价值中立”的立场，追求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开启了经济学“去伦理化”模式。西方经济学中有关福利的经济理论与伦理学联系本来一直密切，英国经济学家李特尔甚至认为，福利经济学是伦理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由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中的“最大快乐原理”，就是把数学应用到伦理经济学的问题上。所以，“快乐”(或者称“享乐”)经济学有其确定的功利主义伦理基础。而在“快乐”经济学之前，西方经济学只有“财富”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所研究阐述的是国民财富而不是国民福利。在庇古之前，“福利”二字很少使用，经济学家大多使用“满足”二字。但显而易见，“福利”比“快乐”的伦理意义要大得多，因而福利经济学一般认为是从庇古开始的。庇古继承了边沁的理论，认为社会福利是每个人福利的总和，经济福利是总福利的一部分，即直接或间接与货币尺度发生联系的那一部分。按照功利主义的看法，如果货币收入的边际效用对一切人都一样，那么满足就达到最大量;而当货币对一个人的边际效用小于另外一个人时，他就比另一个人更富有。这时把收入从相对富裕的人转给相对贫穷的人，因为它牺牲较弱的欲望而使较强烈的欲望得以满足，一定能增加满足的总量，增进社会的福利。因此，功利主义价值判断认为，经济平等可以提供最大量的快乐，即实际收入的平均分配将使满足达到最大。

20世纪30年代，庇古的福利经济学受到罗宾斯等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以基数表示效用数值的大小，以及个人间的效用是可以比较的论点没有科学根据。继罗宾斯之后，卡尔多、希克斯、勒纳等从帕累托的理论出发，也对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新福利经济学家根据帕累托最优状态和序数效用论，认为福利经济学应当研究效率而不是研究公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最大福利的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阿罗在1951年出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中提出，若排除人际效用的可比性，而且在一个相当广的范围内对任何个人偏好排序集合都有定义，那么把个人偏好总合为社会偏好的最理想方法，要么是强加的，要么是独裁的。不可能存在一种社会选择机制，使个人偏好通过多数票规则转换为社会偏好。由此，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成为新福利经济学的一大理论基础。正是遭到罗宾斯、阿罗等人的批判之后，福利经济学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处于极度衰落状态，其复兴过程也较为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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